2016年3月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表示，中国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育手术。与强烈市场需求相对应的是市场供给的不足。

　　2007年前国家严控辅助生殖机构，2007年原卫生部曾将辅助生殖技术行政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辅助生殖机构从2007年的95家突增至2012年末的356家。在2013年初，原卫生部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令暂缓审批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有451家辅助生殖中心、23家人类精子库机构，其中，获试管婴儿牌照的医院仅有327家。按照国家卫健委每300万人设置1个机构的标准测算，未来试管婴儿中心数量也只有大约362家左右。

　　试管婴儿牌照获取难度很大，能够符合条件的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根据2017年4月原国家卫计委官网公布的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仅有451家医疗机构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中民营性质仅约40家，占比不到10%。全国排名前10的生殖中心有8家为公立医院。

　　市场供给的不足给行业带来了较高的收益。酉金资本投资经理宋成博曾表示，辅助生殖成本相对较低，毛利润高达90%以上，净利润达到50%以上。长沙高新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数据显示，其辅助生殖净利润能达到50%，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到2017年其辅助生殖业务平均毛利率能到达42%、净利率为29%。

　　越来越多医疗机构甚至非医疗企业都在加速布局这个行业。相较竞争激烈的妇产和疾病繁杂多样、用药受限的儿科，试管婴儿可获利润更高，技术也单一，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小，成为很多妇幼医院的首选。除医疗机构外，上游企业如丽珠集团、长春高新、华大基因、达安基因、万孚生物等也纷纷进军这一领域。

　　在国内市场供给速度较慢的背景下，跨境辅助生殖医疗正在兴起。美国成为最受国人欢迎的海外辅助生殖服务地。2017年，约1.5万名中国人到海外接受辅助生殖服务,其中30%前往美国。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辅助生殖跨境医疗市场规模超过90亿元，跨境辅助生殖周期总量约47万例，其中跨境试管婴儿取卵周期量超过20万例，高于跨境辅助生殖临床妊娠周期量。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热点，特别是中国患者，于2017年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约5150名国际患者中，70%来自中国。

　　从技术的角度看，国内外并无太大差异。从1981年国家设立首个精子库起，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已进入世界前列。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2000年，国内首例运用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PGD）的试管婴儿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诞生，标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进入第三代。

　　但我国多数医院停留在一代（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和二代（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阶段，也有部分机构研究开展三代技术（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S/PGD）。

　　IVF-ET针对女性不孕，解决了卵子问题；二代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SCI）针对男性不育，解决了精子问题；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S/PGD）是在此前两代技术基础上实现了胚胎的择优选择，可以筛选出一个没有染色体疾病和遗传病的胚胎进行植入。

　　由于PGS/PGD费用较高，技术体系不成熟且涉及医学伦理问题，第三代技术在我国未大规模使用。美国和东南亚部分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已广泛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但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发展并不落后，早在2014年，世界首例经MALBAC（multiple annealing and looping-based amplification cycles）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序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管婴儿就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当前国内多数中心每移植周期的成功率大约是40-50%。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认为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妊娠率约为40%，活婴分娩率达30%~35%。